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典礼演讲, 2012年5月24日 (中译)
公共卫生的理念
陈乐宗
毕业是一个成年礼，新毕业生从此跻身有识之列。诚蒙你们邀请出席，我自当提供片言睿语，冀能为今天的冠礼增辉。我身为本校的校友，毕业後又曾涉猎不同范畴，我想你们定期待我能援引各方人生经验，为你们提纲挈领。我想我会围绕三大主题——理念（idea）丶公共 (public)丶健康 (health)——陈述我的想法，同时也「一语双关」以之凑成我今天的讲题。
首先，让我谈谈理念 (idea)。昔日由於新知识的发现极其缓慢，而传递知识的渠道又非常有限，因此那些学懂并拥有知识的人，便是有识之士。一位中国士绅曾带我参观他先父的藏书阁，其父在二十世纪上旬在华任职大学教授。我浏览那些藏书时不禁留意到，那个时代的大学书籍，都纯为传递知识而撰写；那是一个知识罕有和难得的年代。时移世易，今天新知识以飞快的速度产生，任何人只须登上互联网便唾手可得。一个单单拥有知识的人，或者更准确但略带点贬义的说法是，一个单单拥有信息的人，已不能被定义为有识之士。今天，一个人能否称得上有识之士，取决於他如何运用他拥有的知识。美丽的心灵（a beautiful mind）并非因为它的信息存储量甚或其存品骄人，美丽的心灵是一个拥 有美丽理念的心灵。
我所指的理念（idea），并非贸然闯进意识的念头，後者就如四岁小孩向玩伴叫嚷：「嗨老友，我有一个主意（idea）！」我所指的理念，是对事物进行有意识的审察所得出的概念。让我用一个实例来说明我的意思——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着作《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从十一世纪以来，大学就已一直存在，但直到1852年这本书出版前，从未有人有意识地审察大学的目标是什麽？应教些什麽？应如何处理知识？大学与学生丶教授和其他宗教或世俗机构应保持什麽关系？由此可见，理念是关於事物的抽象化和概括化，是使得整体一目了然和局部聚焦清晰的知性框架。
让我诉诸历史来进一步解释。在历史舞台上，演员来来去去。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泰半不一，但都很快烟消云散，唯独这些行动所展现的理念则例外。是这些理念的影响力，持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美国的开国元勋早已离世，但他们在《独立宣言》丶《宪法》丶《联邦党人文集》及《人权法案》所宣示的理念，继续指导着美国社稷，继续为这个国家定航。在政治理念的另一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另一显例。在他默默无闻地逝世後的长久岁月里，他的理念继续支撑着全球各地的乌托邦梦想和激烈的社会与政治斗争。历史学家柯林乌（R.G. Collingwood）甚至说：「……历史学家对事件本身并不重视，他只关心由那些事件形之於外的思想。基本上他只对思想感到兴趣。」这段话来自他最後的着作《历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
我之所以谈理念，是因为我看到在当今社会，无论个人或群众的交流，均怠无理念可言。政客以三言两语的侃侃而谈来突出自己。140个字符以下的微博，鼓励人互通无聊琐事；这对知道朋友今晚在那里用餐很管用，但对启发和交流理念并无裨益。如果说现代资讯科技令社会弱智化，那是因为它导致信息泛滥，对丰富社会里的理念无半点相干。像潮水般涌来的生活琐事会颠覆我们的知性生活，把我们引诱到并封锁於眼前（the present）和现状（what is），令我们再没有馀力和空暇去思考那可能的（what might be）丶或许那可行的（what can be）丶或许那理想的（what should be）。当今社会面临的险境是：我们不知不觉成为了单薄的实用主义者，并快将沦为心灵乾涸的现实主义者。
我或会因此而被斥为理想化，这倒说对了。历史说明，理念确是理想存身之所。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里，包含着所有人均能平等生活的理想。在现状（what is）和理想（what should be）的差距间蕴存着一股能量，倘善加利用便可转化为动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力量。换句话说，理念是行动的能源。没有理念的人，既没有理想可寻，也没有追求理想的动力。
毕业生们，我给你的首个建议是：以理念来丰富你的生活，即使是带点空中楼阁亦无妨。阅读丶反省丶反思（新的3大基本功）；观察丶推断，假设丶验证，寻找关连；要有好奇心丶思想要开放；换个方式看问题，不要单单着眼於找答案；要有勇气不囿於传统智慧，并且不要忽视你的直觉；与他人讨论丶辩论丶座谈；细看历史丶览观时事，研读经典丶观察人性。这些思维习惯有利於理念的自然产生。一个拥有丰富理念的生活，才是一个丰富的生活。
现在我想谈谈第二点：公共意识（public）。今年一月，当我任教於本校时，我深受学生们强烈的志向和公益心所感动。他们因为社会上若干诉求被忽略而感到不安，所以来到本校公共卫生学院学习新技能，好为这些诉求出一分力。一个来自非洲的学生，眼见当地病人苦候多时才见到医生，而医生的时间却消磨於低效的琐事，感到困扰；另一位来自亚洲的学生，其国家对於精神健康存有忌讳，应对投入的医疗资源十分不足，令他感到可叹；一位美国学生关注高校女生的酗酒问题；另一位学生希望解决贫困社区买不到健康食品的问题；而另一名学生则希望能量化火力发电厂对居住於风向下游的人群带来的疾病负担。这些年青人热切关心的并非一己私利，而是公共利益。我对他们实在非常欣赏。
数月前，美国缅因州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Olympia Snowe）宣布，她决定不寻求连任，原因是她对美国公职界的腐蚀性风气感到沮丧。她的话，令人想起较早前从公职引退的多位杰出参议员，包括：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丶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丶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及保罗．西蒙（Paul Simon），他们亦曾提及同样的沮丧感。讽刺的是，在这个对政府充满怀疑的年代，我们的年青人其实十分热心公益。由於这落差，今天年青人的公益心已不再通过传统渠道来表达，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行动，这便是为何社会企业有如雨後春笋。许多过往令理念无法付诸於行动的障碍，如今通过科技已被超越，即使大规模的行动现在也可成事。
对我们的毕业生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今天有多种创业型的职业途径（entrepreneurial career paths）可供选择；为公众服务，不再只限於在政府机构任职或竞选公职。如果我班上的学生是个通例，那麽我们将有许多毕业生将会参加以公益为目标，在组织运作上却如同私营机构的社企工作，既顾及盈利又挑起了过往只属慈善或公营机构的任务。对他们而言，牟利和行善这两个目标并非水火不容。他们的资金并非来自捐赠者或慈善家，而是来自那些寻求商业回报但亦秉持仁义的投资者。他们会以可持续财政为原则经营企业，同时切实履行使命造福社会人群。
传统智慧认为，私利和公利是不能兼容的。那些欲兼顾私利和公利的人，往往采取先私後公的做法，而社会整体也经常在重公与重私之间来回摆动。二战後的美国便充满了这种摇晃，短至中期选举的周期，长至婴儿潮到X代到Y代的世代交替，例子比比皆是。也许在社会企业里，我们的年青人可找到一个私利和公利并存的方式，在两者之间为他们个人的生活和为整个社会，找出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世界各地的社会也正各自摸索，力求找到适合本身情况的平衡点。
为免我今天及去年在本校的演说，被视为我偏袒私营企业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佳途径，我必须强调美国的公营部门已届更新之时。历年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有许多毕业生，在世界各地政府干出显赫的事业，堪称为我们的典范。在我们的校友中曾出了一位国家总理丶多位卫生部长（包括现任院长）丶以及无数的公共卫生官员丶医生和科学家。我衷心希望，这个服务於公营部门的优良传统，在未来岁月能延绵持续。唯有当那些优秀的年青人（例如我们的毕业生）进入政府服务，公营部门方能重拾活力，公共服务方能再现尊荣。
最後，让我谈谈健康（health）。健康来自於防范疾病，或患病後把疾病治愈或有效控制。疾病是生命程式里不可分割的一元，一个英国诗人说得好：「人出生後就往死亡奔跑。」外源性病原体一度是人类的克星，令这个程式加快执行，缩短了许多人的寿命。
医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发现了抗生素可治疗传染病。在上世纪30年代，当硫化药物和青霉素被证实能有效地治疗感染时，大家都感到难以置信；之前我们从未有一种药物，能那麽可靠地治好那些侵犯广大群众的疾病。在随後的年代里，人类对现代医药的能力产生了一种亢奋性的乐观和毫不质疑的信心。
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尽管科技一日千里，但个中历史教训我们，人类必须明智地使用现代科学和医学所发明的工具，并应明白和接受这些工具的效能是有限的。让我举例说明。
以爱滋病为例，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以及在治疗方法上的进步，确令人惊讶。在爱滋病出现後不到三十年间，我们已找出致病的病毒并将其结构破解，超过20种治疗药物已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以往病人被确诊爱滋病後，就恍如被判了不可逆转的死刑；现在，由治疗带来的存活时间可长达数十年，并已有方法防止疾病由母体垂直传播到婴儿。然而，在取得这些可观成果的同时，全球爱滋病患者的数目却持续上升。在非洲某些国家，成人被爱滋病毒感染的百分比高达两位数。这里出现了一个分歧：一方面我们有能力控制这个疾病在一个病人身上恶化的进展，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控制这个疾病在人群中的扩散。
如果我们从传染病转看慢性疾病，同样的分岔现象亦明显可见。例如肥胖症和糖尿病，这可能是当今最困扰发达国家的疾病，发展中国家亦紧随於後。我们懂得如何使用药物控制糖尿病人的病情，但我们对控制肥胖症病发率急增的情况却束手无策。两周前，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会议上宣布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将有42%的成年人属於肥胖，而英国预测在三十年後的肥胖成年人将达50%。这些慢性疾病与传染病迥异之处，在於其并无外源性病原体供我们以药物消除，也没有任何预防性疫苗。它们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吃什麽丶吃多少丶运动量，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如何生活；试问我们怎样面对由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负担？饮食是人生一大乐事，所谓食色性也，我们该如何缩减乐趣以促进健康？这已非医学上的问题，而是文化和行为范畴的问题。肥胖症的危机是一个文化危机，因为文化塑造人类的行为。
每天吃药丸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要经常不贪吃美食佳肴却是难事，更何况今天食物之丰富和烹饪艺术的多采多姿，远超人类历史任何时候。我们为人父母懂得向小孩子说不，但我们不懂得向自己说不。面对T骨牛排丶烟肉炒蛋丶巧克力甜圈丶波士顿奶油馅丶软糖巧克力蛋糕及冰淇淋，委实难以抗拒。遥远飘渺的未来好处，对比实实在在的当下满足，试问有谁不会为着取舍而挣扎一番？POGO的漫画说得好：「我们已遇到敌人，他就是我们。」有一次我开车经过美国爱荷华州苏城一幢大萧条时代的市政大楼，它外墙高处刻了这句话：「克己者，胜天下。」无论我们谈的是身体健康，抑或国家的财政安康，这都是金玉良言。
爱滋病和糖尿病的经验表明，尽管我们可利用医疗工具为病人控制病患，但控制这些疾病扩散的最有效方法是改变行为。那些将投身公共卫生工作的毕业生们应知道，单凭科学和医学工具已不再足够。他们若要取得工作成效，须从教育丶社区建设丶大众传媒丶社交媒体丶立法和公民领导等方面入手。在恪守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同时，须找出方法来改变人的行为使之臻善。这个任务确实艰巨；启蒙运动树立了人类可臻完美的崇高理念，但在历史上留下的却是连串破碎的梦，对此我们焉能视若无睹？
从大幅度改变人类行为而取得公共卫生的成效，这样的例子可谓凤毛麟角。美国公众反吸烟运动是当中的典范，为我们燃点希望。1965年，美国有42%的成年人是烟民。嘴里叼着香烟，代表酷丶潮丶不受约束。从堪富利保加（Humphrey Bogart）丶占士甸（James Dean），艾娃．嘉娜（Ava Gardner）到罗莲比歌（Lauren Bacall），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詹森（Lyndon B. Johnson），吸烟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里不可切割的一环。这样一个在美国国民生活里无孔不入和根深蒂固的习惯，竟然可以被改变，那是压根儿无法想像的，更何况这个求变的理念所面对的对手，是一个财雄势大并拥有巨大游说机器的行业。从70年代初起，经过大众传媒宣传丶教育，以及政府多项积极行动，例如强制标签警告丶加税丶禁止香烟广告丶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等措施，成功地在美国社会创造了文化上的转变，吸烟变成了一种文化禁忌。到2002年，美国的烟民百分比已减半，已戒烟者超过现吸烟者的人数。我们希望，这个在公共卫生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被复制，让其他疾病亦可以通过减少危险行为得以防患於未然。
倘若人类在消弭战争丶犯罪丶仇恨和贪婪等臻善功夫上成绩乏善可陈，只望我们在改善健康方面会有较佳的表现。
因此，我对毕业生们说：我盼望你们有新鲜的理念，盼望你们服务公众，盼望你们为人类带来更好的健康。今天全世界的公共卫生面对重重挑战，你们若能为某些问题谋得解决方案，这将是你们明日的桂冠。
我恭贺你们今天毕业，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