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华协会终生成就奖颁奖典礼演讲, 2014年1月12日 (中译) 简体版本
生命科学 科学人生 人生又岂只科学
陈乐宗
我非常感谢各位杰出的同胞，颁给我这项荣誉。作为终身成就奖的得主，我大抵该就我的生平说几句话作为回应。我可无意把这篇演讲说成我的大事年表，我只准备提几件事来说明我一生之所重。
先从我修读生命科学或生物学说起。我生长在英国殖民地年代的香港，上的是基督教学校。那里的老师素质很高，使我获益良多，当中有从中国内地来港的大学教授；我的物理老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历史老师曾负笈哈佛大学。然而，当我念生物科时，老师却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是一个大闷蛋，教的生物学也闷不可耐, 只重描述而不寻考究，光画一块树叶、逐一标出部位名称，对我来说索然无味。我上学以来从未遇过一个讨厌的学科，直到生物科出现。
因此，当我上大学时，我选择了工程学；流体力学里优雅的微分方程，使我乐在其中。有一天，我无意中荡到工程学院一处我从未涉足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核工程实验室 , 那天 , 一位教授跟我攀谈起来，言谈间他提议给我个别授课，我当然喜欢这个不用到讲堂听课的学习方式。如是者他每周跟我见一次面，教我读弗里德兰德和肯尼迪（Friedlander and Kennedy）合著的《核化学与放射化学》（Nuclear and Radiochemistry），这使我对辐射学产生了兴趣。到入读哈佛时，我便选修医学放射物理，其中一个必修科是辐射生物学，也就在这里我遇上一位教授，他向我展示了生物学是一门思维活泼的学科，与我上高中时那种只重描述的生物科迥然有别：生物学乃是运用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对生命运作进行探索。
在七十年代处身哈佛，并对生物学萌生兴趣，实在是一段充满刺激的历程。许多研究DNA的首代巨擘仍在此任教，如吉姆•沃森（James Watson）、马特•麦瑟森（Matt Meselson ）和沃利•吉尔伯特（Wally Gilbert）等。这还不止，我们更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自由选课，而那儿有另一群大师如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喀拉戈宾德•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和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等坐镇。当你从教科书上读到DNA的双螺旋结构然后去上由沃森本人亲授的的课，或读到麦瑟森-斯塔尔实验（Meselson-Stahl Experiment）后去上麦瑟森亲授的课，或读到卢里亚-德尔布吕克（Luria-Delbrück）噬菌体实验后发现卢里亚不久将开设新的一门课，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实在不可言喻。与这些巨擘的近距离接触造就了年青人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心态和对未来的自信。
能有机会亲炙大师，乃是当学生的最大荣幸。除上课作业外，我经常着迷于各类讲座。周中的每一天，医学院各学系、哈佛剑桥校区的生物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总医院和长木医学区各医院都有学术讲座，使人目不暇给。我们目睹科学里伟大篇章的翻开；我们亲聆科学大师的演说，看着他们被听众席上有同等份量的科学家质疑；我们见证尖端的研究成果自由交流，科学家如何奋力地以当时所知的科学来诠释研究成果；我们亲见科学假设和范式逐步成形、受到质疑、修订演进，获得肯定或湮没无闻。
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七十年代美国科学界的生态环境，特别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小王国，与追随者自由恣意地探索他们眼中的真理。经费充裕让每种学说都能百花齐放，也让每个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足够的自主权，而由于主要的经费皆来自院校以外的第三方，这意味着大家无须为获得经费而讨好校内高层。我的导师比尔•哈兹尔廷（Bill Haseltine）以率性见称，他年轻时，才当助理教授不久，竟在研讨会上公开指剔系主任的科学论据有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经济自由是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典型一例。此外，在交流研究成果及携手合作方面，同样是高度自由的，没有什么律师、发明披露、研究材料转让协议、技术转让办公室等繁文缛节；这是科学还未被功利腐蚀的最后一个纯真时代。
若我审视科学训练对我日后投资事业的影响，从生活在一群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中得来的体验，不亚于研习科学为我提供的思维训练。理想主义带有一种大无畏精神，某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甚至可以不惜一切，当中蕴含着一个信念：真理最终会胜利，一切自会柳暗花明。我们为迈向真理而激辩，作君子之争；交相浸润，乐在其中。我们因科学而欣喜，皆因绽敞于眼前的真理，让我们一起窥视到生命的奥妙。
这种科学家的品性熏陶，使得我日后纵然从事投资事业，亦从非以赚钱为首要取舍，而总是为了要干一些有趣的、蕴含着内在美的事。它是一股使我不断向前的动力，也是一块我用以筛选项目的试金石。这种投资方法当然顶风犯险，我亦曾有许多趟失误。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术语来说，我的投资往绩有较高的贝塔系数（Beta），表现较为波动；但我想，只要最后有出类拔萃的阿尔法（Alpha），这个策略还是可以的。
在座中有许多人，都曾读过我两年前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毕业礼上的演讲。我谈到人在这个时代被压缩成浅薄的经济动物，人的所有其他属性都被挤干。我今天仍跟你们说同一番话：一个单维的经济动物，也许可成为出色的投资专家，但决难当上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经常自省并提醒他人，务须悉心维护我们的核心人性。许多事都可掉以轻心，但人性决不容有失，否则将置人性于被扭曲磨灭的险境。
以此为本，让我转谈一些我近年较为有趣的投资项目。当我还是研究生时，学校教的癌症疗法是手术、化疗及放疗。化疗跟放疗都是滥杀细胞的毒剂，多年来癌症药物开发都一直致力于扩大这些疗法的治疗窗口。随着信号转导途径学的开发，带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标靶治疗法。鉴于生物网络上的节点和途径的重迭，标靶治疗的针对性并非如我们所愿般一矢中的。另一个缺点是，标靶性愈高的药物，其愈容易被癌细胞通过基因突变的方式逃脱。尽管如此，比起滥杀细胞的毒剂，激酶抑制剂已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有感于癌症疗法这些基本缺憾，促使我放眼于截然不同的另类疗法。五年前，我有机会投资在一家溶瘤病毒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尽管前人曾有多番尝试，但从未有一株溶瘤病毒获得美国药监局认可为治癌药物。倘以传统智慧而言，投资于有所改善的激酶抑制剂是更加安全之举，但这种渐进主义是我难以苟同的。人常为求降低风险而结伴而行，换句话说是随众求安。但于我而言，附从主流从非我之所愿。
我看了不止一家而是多家溶瘤病毒公司的数据。从生物学来看，改造病毒使其可识别肿瘤是可行的，病毒的安全性也没有问题，临床数据虽然有限，但具说服力。长话短说，我在这家名为Biovex的公司作出了投资，两年后Amgen以约十亿美元收购了Biovex，当时其产品开发只处于第二阶段的临床实验，收购价中相当一部份是以现金即时支付。
投资回报之余，使我感兴趣的是溶瘤病毒治疗之所以有效，不单是因为病毒直接溶解肿瘤，亦因为它是藉着病人的免疫系统而对肿瘤产生疗效；这种「远位效应」（abscopal effect）可见于没有被瘤内注射病毒的肿瘤亦同样消失。时为2011年初，比BMS-936558的抗PD1抗体的公布时间早了一年多，癌症免疫治疗当时还未火红。其实，当我还是学生时，我从周边视觉关察到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多年来，他为提高癌症免疫治疗的疗效而拚力费心；很大程度上，由于当时免疫学还未成熟，令他事倍功半。因此，尽管我觉得他的努力可嘉，但他的数据尚欠魅力。其他人尝试找寻肿瘤特异性抗原，以提高癌症免疫治疗的疗效，但成果亦乏善可陈。有家名为Cell Genesys的公司，试图以灭活的肿瘤细胞作为癌症疫苗，结果于2008年黯然败退。那些致力于树突细胞癌症疗法的公司，虽然并非疗效昭著，但成绩总算好一点，如Dendreon开发的Provenge疫苗便于2010年取得美国药监局的批准。其实，十多年前当Dendreon还是一家未上市的公司，我已投资其中；待它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我乐得把手上股份卖掉赚它一把。投资者很容易被那些允诺能医不治之症的科学新发现弄得目眩神迷，但鲜有投资者能坚毅地在药物开发至通向监管部门批准的艰辛历程中对公司不离不弃。
正当癌症免疫疗法处于低迷光景之际，朋友告诉我一家名为Aduro的癌症免疫疗法公司，因其投资者骤然撤出而陷入困境。这家公司原先获得西岸三家顶级创投基金投资；惟当进行一期临床实验时，有病人接受治疗后出现发烧，这三家投资者便决定撤资。我再一次地从临床数据入手，经细阅后发现，数据虽然零星但予人希望。事实上，根据我们开发溶瘤病毒的经验，病人在注射病毒后出现发烧，是取得良好疗效的先兆。因此，在癌症免疫疗法四面楚歌及公司被三家创投基金离弃之际，我决定投资Aduro。从此，我们担起了治疗胰腺癌的艰辛挑战。待二期临床数据显示此免疫疗法带来甚为显著的存活效益时，你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欣喜。这些数据已在去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该公司现正准备三期临床实验，前路仍然漫长艰辛。投资于生物技术，无可避免要面对这些挑战，倘若我的目的只为赚钱，房地产应是更具吸引力的产业。
我想谈的第三家公司名叫Stealth Peptides，这公司开发的是针对线粒体的多钛药物。当我认识那位发明这些肽药物的科学家时，有关的科学只包括一篇刊于《生物化学学报》（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的文章和一些未经发表的动物疾病模型实验。自从我从物理系转到生物系时在哈佛学院修读细胞生物学基础课，此后就再未听人谈起线粒体。可幸时过三十载，我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教科书，并找到了有关线粒体的章节。我也翻出了勒宁格（Lehninger）所著的《生物化学原理》来读。此书开度高佻，可能是所有教科书里装帧最标致的一本。
要道出Stealth Peptides的故事，我暂且把话题岔到1944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作者是以量子力学波方程而扬名的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二战期间，薛氏离开奥地利到爱尔兰担任都柏林三一学院的院士，并于1943年在该校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讲辞被整理成为《生命是什么》这本书。在该等演讲中，他从两个问题入手探讨生命是什么。首先他问：生物何以能井然有序地延续？亦即是，生物体如何将其特性一代又一代稳定地遗传下来？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提出了「非周期性晶体」的概念，这概念启发了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在看到X射线的衍射数据后，构思出DNA双螺旋结构。薛定谔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生物何以能脱离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规约，没有被熵（entropy）所淹没而朽化？答案当然是能量。如果薛氏的首个问题是关于人如何出生，那么他第二个问题可说是关于人如何能得以存活；如果他的首个问题是关于遗传学，那么第二个问题可说是关于生物能学。在其后的科学进程里，逾半个世纪的遗传学迄今天的基因组学，回答了他提出的首个问题，这个时代我们可称之为基因主导时代。我的猜测是，我们现正进入生物能学时代。如果细胞核是基因主导时代的焦点，线粒体将是生物能学时代的焦点。
线粒体确是细胞内较为耐人寻味的细胞器。它们有自己的基因组，这些基因组规模虽小，但有多个副本；但组成线粒体的蛋白，又并非全都由线粒体本身的基因组编码。线粒体在宿主细胞内有一定的自主权，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裂变和聚变周期；但线粒体和细胞核之间，又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信号互通。被称为生物体内传递能量的「分子通货」三磷酸腺苷（ATP），大部分均由线粒体产生；而细胞凋亡过程的重要部分，也发生在线粒体中。这告诉我们，线粒体对细胞的生与死至关重要。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生命力就是「气」，倘要我以一个生物化学概念来比拟「气」，我觉得应该就是三磷酸腺苷；但我绝非指两者等同。将传统中医与西医这两种哲学体系强求对应，是徒劳无功的，只会令两者都非驴非马。
从近年所见，研究线粒体的文献数量大增，涉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的疾病包括：急性肾损伤、心肌梗死、中风、肺动脉高血压、再灌注损伤、心脏衰竭、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的神经和视网膜病变、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自闭症，以至衰老等。Stealth Peptides现正在上述某些领域进行多项临床实验。
由于这些项目仍在开发阶段，恕我不便多谈，但我想告诉你们：那位科学家最初如何发现这些多肽？我又如何认识她并促成该公司之成立？答案是：机缘巧合。当时司徒博士正研究阿片类药物，她吩咐研究生给肽标上荧光剂，看看它们进入细胞后往哪儿跑；这一看倒够瞧，它们都钻到线粒体里！可我又如何认识司徒博士？那是通过她的哥哥，他是建筑师，曾与贝聿铭共事，参与过我们一些地产项目。如果我没有旁涉地产，司徒博士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相识。
生命充满着机缘巧合，但基因主导的科学年代，使人对生命有过于确定的看法；细胞核俨如主宰，决定着所有结局。在一片亢奋中，人类基因组计划令人产生幻象，以为只要我们知道全部基因序列，所有疾病都可治好。在座有些人和我一样，曾跟比尔•哈兹尔廷 (Bill Haseltine）有过交往。他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并创立了一家名为Human Genome Science的公司，惟该公司最终未能藉着人类基因序列而开发出任何新药来。生命其实并非一本一字不易的剧本，基因组亦并非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在不同程度上，生命中的许多结果都是机遇使然。曾经生儿育女的人都知道，新生命的缔造过程中存在着随机性的基因重配，谁也无法保证结果；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各人的体质及资质不一，说明机缘之弄巧。
生命既然充满了机缘巧合，能够有所准备，掌握机会昂首而行，此乃大度之人生。
让我回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尽管这个书名引人入胜，他真正想问的是「生命如何运作」。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回答「生命是什么」；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薛氏亦定必意识到，单以生物化学来界定生命，有其不足之处。因此，1955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表了另一系列讲课，题目是《心灵与物质》（Mind and Matter）。显然，对高等生物来说，「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不能止于以生物化学来阐释生命的运作，还涉及到认知的问题。
无怪乎许多伟大的生物学家，在生命科学的某范畴作出重大贡献后，转到神经科学方面另辟蹊径；其探知之旅跨越了「生命是什么」而求索于「人何以为人」。最瞩目的例子当是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但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之同道者亦比比皆是，从早年的麦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 ）到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迄至现代的免疫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和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对人脑之探索已成了经国大业，尼克松总统曾对癌症宣战，如今奥巴马总统正拨资进行人脑图谱研究计划。
生化反应是物质的，认知是形而上的。我们知道神经递质在神经元中运作，但我们感受不到神经递质，我们感受到的是快乐、爱、恐惧、焦虑、抑郁等。我们感受不到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各种组合，但我们嗅到新焙的咖啡、牛油煎香的大蒜或烧烤架上的排骨香味。我们感受不到眼里视紫红质的氧化和异构化，但我们看安德鲁•惠氏（Andrew Wyeth）的画时会感到静谧，看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画时会萌生孤寂，看到迎春花冒首时会感盼寒冬将尽。是什么转换器把物质转化成形而上？它是否一种类似氯化锂、百忧解、或大麻的物质？随着神经科学递进，我们正趋近物质与意识的界面。我不清楚我们能否将这个界面完全弄明白，但我确实看到纯以物质词汇来描绘人，这是一种危险的简化，对科学还原论一种悲哀的曲解。人有其属性和体悟，断难简化为纯然的物质量数，纵使我们能为之亦不应为之。让我说一些个人的感受。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书卷气很重的人，他从不跟我谈文学，唯一提过的文章是朱自清的《背影》，我相信大家初中时都念过这篇散文。为什么望着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买桔子，会教那个年轻人掉眼泪？何以两年多后，他仍念念不忘父亲的背影并且黯然神伤？为何这篇文章数十年来，仍不断勾起一代又一代父亲与子女的深情？
1974年，父亲首次来波士顿探我。有一个在哈佛就读的儿子，显然令他感到高兴。尽管当时他已事业有成，可他仍不禁被这座顶尖学府的巍峨风采所慑倒。每当提起我的论文导师他都语带敬重，人家可是哈佛的教授啊。
我带父亲逛哈佛合作社书店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一本大型精装画册吸引了他的目光。洛氏的画描绘美国的小镇风情，那是一种父亲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但画中表达的纯朴人情却令他顿时产生共鸣；画作呈现了一个较单纯年代的美国，当时的人际关系和感情，都还未被丰裕的物质生活所掩盖或扭曲。父亲并非一个对未来悲观而沉湎过去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钟情往事的浪漫主义者。他之所以与洛氏画作中的怀旧情愫有所共鸣，乃因他深信人该重情念旧，无论过去是好与坏、甜与苦，都该铭记不忘。
那一天，父亲要我买下那本诺曼•洛克威尔的画册送给他；他自己不买，要我买来送给他。我在扉页写上：「送给父亲，聊表亲情」。
那本诺曼•洛克威尔的画册，让我们父子之间互送心底里的温情。我断不希望这种温情被简化为「大脑某一部分在功能磁共振仪下出现的一种影象 」，或「凝胶板上的一条色带」，或「蛋白质组学热图上的一个彩团 」。这种温情乃人性之本体，超越了物质的描述、解剖的切割或化学的定律，让这些显得不值一哂，并对科学还原论作出嘲讽。难道我真的需要为我和父亲之间的温情 — 这份在他离世逾二十五载的今天仍涌现于我心头的温情 — 找一个科学的解释吗？人体的生物化学反应发生于瞬息之间，人心灵的感受却可历久不衰，两者虽在时间上有数量级的差异，但均为人之本质。
作为结语，让我再一次说，我非常欣喜转修了生命科学，并与科学为伴活出丰盛人生，而我最庆幸的莫过于体悟到生命并非徒然是科学；在科学与人性的接壤中，我找到一个充满奥妙、悸动和各种可能性的人生。我感激家人和朋友与我共渡生命之旅，他们以宽和仁爱包容我的不羁。我衷心感谢各位贤师良傅和菁英同仁，你们使我受益匪浅。我不忘神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个托负，并对祂的恩典永怀感激，同时也感谢各位今天颁予我的荣誉，谢谢。